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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李士钊:被武训精神打动 为武训呐喊毕生

 

    1985年7月26日李士钊(右)在冠县与原堂邑柳林师范校长张绍虞研究为武训平反的材料。段培坤 摄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武训学校

    李士钊编的《武训画传》。陈金路 摄

  今年是武训先生逝世120周年,也是聊城知名学者李士钊先生诞辰10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说起武训和电影《武训传》,难以回避的是李士钊先生为武训精神的付出。其实,李士钊与武训生活的年代并没有交集。武训逝世20周年后,李士钊才诞生于聊城古城区叶家园子街。武训先生行乞办义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李士钊,从此,李士钊创办武训学校、编《武训先生传记》。

  “尽管因宣传武训精神被批,但平反后李士钊仍一如既往地为武训精神呐喊。”武训第三代后人82岁的武玉泉说。

  记者 陈金路 通讯员 韩银亮

  上海武训学校创办郭沫若推荐他当校长

  李士钊生于1916年10月3日,卒于1991年3月21日,原名李士杰,先后毕业于济南省立一中、聊城省立第三师范,上海国立音专。李士钊是当时上海音专唯一山东籍学生。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李士钊曾在范筑先将军部队做战地记者,后流亡到武汉与重庆,参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他曾将《联合国歌》译为中文。日本投降后中国出席联国合成立大会,临行前李士钊教代表董必武、宋子文等人学唱联合国歌。

  1949年李士钊在上海《新民晚报》做记者,1950年调入中央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后因武训遭到批判,被定为右派,并被打回山东省文史办,1972年被遣返聊城老家。不管命运如何起伏,李士钊始终在为武训精神呐喊。

  记者在与聊城市老摄影家协会主席段培坤交流时,得到了李士钊的很多信息。

  1945年,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创办武训学校,由李士钊出面租下山东会馆作为校址(自忠路重庆南路口),郭沫若推荐他当校长。

  李士钊与武训同属聊城人,他一直对这位办义学的乞丐非常敬仰。“18岁那年,他在聊城师范上学,步行100余里地跑到临清参加纪念武训大会。”武训第四代后人武成广表示,为了办好武训学校他请中共代表董必武题写了“武训学校”校牌,请孔祥熙为校董。

  上海武训学校是个业余文化补习班,为工厂工友与家庭妇女补习文化,下设齐鲁中学和齐鲁小学。当时的齐鲁中学与齐鲁小学培养了一大批战后滞留上海的山东籍子弟。1946年初,武训学校正式在上海山东会馆(自忠路重庆南路口,解放后被撤销)开学。开始时叫“武训补习学校”,着重平民普及教育,学员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失学青少年和家庭妇女为主,也为在校的中学生补习单科。在招生宣传材料中说明办学的宗旨是:“发扬武训先生舍己利人的伟大人格,推广他生前所未竟的普及教育事业,使人人都有读书机会。”1946年下半年,李士钊的设想更上一层,办成“上海社会大学”(对外称武训学校),相当于大专水平。

  武训学校的校歌是《武训颂》,每年12月5日武训诞辰,齐鲁小学的学生也要跟着武训学校一同举办纪念活动,齐声高唱《武训颂》。

  遭国民党打压学校艰辛运行两年

  郭衍莹,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曾经是李士钊在上海武训学校的学生。“他是见证《武训传》筹拍再到批判的老人。”武成广表示,郭衍莹在2011年发表的《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成立始末》一文中,回忆了解放前李士钊先生的情况。

  他回忆说:“我是山东蓬莱人,但我的童年是在抗日烽火连天的上海度过的。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我全家从南市逃往法租界,被山东会馆收容。此后我家一直居住在会馆的汽车房内。我小学、初中都是在会馆办的齐鲁中小学上的,我姐后来是齐鲁小学的教师。武训学校和齐鲁学校都在会馆的大院内。李士钊、景德、蒋云厚等还都在齐鲁兼课,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乡,和我可谓亦师亦友。我亲眼目睹老师们艰辛创办武训学校的经过,也知道这些老师后来坎坷的人生经历。”

  1947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读书”。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的头头神经过敏,好像嗅出《武训颂》和学生运动的口号有某种相通,因此禁止演唱武训校歌,并多次派警察到山东会馆强制执行任务,也多次遭老师和学生抵制。有一次适遇姚雪垠在给学生讲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他责问警察《武训颂》有哪一句违反了“戡乱剿共”条例。警察瞠目结舌,无以回答。姚随即向学生们挥手告别,说“当局连武训都不让颂,我明天就不来了”。此时只听得山东会馆的礼堂里又响起了《武训颂》,弄得警察很狼狈。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用醒目标题报道事情经过,成了头条新闻。后来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暂时取消了这条禁令。

  到了1948年秋,国民党借口战局紧张勒令武训补习学校也关闭。而解放后学校都统一归公办,学校未被恢复。从此,上海武训学校包括补习学校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为武训精神奔走呐喊被批斗也不曾放弃

  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批后,迫于无奈,李士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获得了教育》。李士钊的学生郭衍莹表示,“教育”二字甚妙,模棱两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大概是当年被点名者中最不像样子的一份检讨。

  1957年大鸣大放,长期不发言的李士钊终于开口讲话,对当年江青化名李进跑到聊城搞的那篇《武训历史调查记》深表不满。李士钊遂被定为右派从北京文化部被打回山东省文史办。又因在省委宣传会议与省政协会议上“大放厥词”,1958年“整风补课”中再算旧账被补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送往淄博王村矿山劳改队抬大筐。饿着肚子抬大筐的李士钊仍“不思悔改”闲不住,又在保外就医时偷偷搞起了筹办蒲松龄故居纪念馆的事情。早年李士钊曾英译过《聊斋志异》。当时他曾给郭沫若写信,郭沫若应请为李士钊的书写了一副对联,即“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用国务院大信封寄来的这副对联改善了李士钊的境遇。1962年,李士钊幸得“摘帽”重回山东省文史办。

  然而安生日子没过几天,“文革”爆发,李士钊再跌落为“牛鬼蛇神”,1972年被遣返聊城老家。在聊城被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时他趁机逃跑,先逃回济南,而后又逃亡北京。“四人帮”粉碎后,武训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李士钊先生多次发表文章,呼吁为武训平反。

  “李士钊当时建议,一是恢复山东省堂邑柳林(现为冠县)的武训师范学校。他认为,在武训的故乡恢复以武训为名的学校,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今人的教育;二是建议有关方面组织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使武训这桩重大历史公案得出公正的结论;三是建议有关方面组织武训历史学术讨论会,重点邀请教育、文化、历史界人士参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评价武训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四是在全国范围内为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武训画传》的作者以及当年受株连、遭批判的一切同志平反。”武成广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盘托出。

  与此同时,李士钊还给领导人写信,在有关会议上发言,呼吁对武训兴学进行再评价。“他曾多次冒着危险,到聊城、冠县、柳林武庄等地,收集有关武训兴学的文献和资料。”武玉泉表示,直到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提出:“电影《武训传》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时隔34年之后,这桩公案得到平反。

  “1989年6月,柳林武训学校自发组织了纪念武训逝世93周年纪念会,李士钊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了武训墓揭牌仪式,在会上他回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因武训问题所受的委屈,几乎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武成广说,李士钊几乎把他所收集到的武训题词与诸多武训书籍与文章的复印件都送给了武训纪念馆。“我把这些材料交给武训纪念馆,也是我的交代。”(聊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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