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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山大历史系诸先生(之一)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92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老人家的“南巡讲话”,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这一年秋,我从乡下来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

  山大向以“文史见长”。历史系历史上“八马同槽”的盛景、八大教授治学的逸事,我所亲炙的诸先生时有提及。不过,我入学时,商品经济大潮涌动,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人文学科风雨飘摇;“文学的没落”、“史学的危机”、“哲学的贫困”,学界的自我调侃实为真实写照。

  那时,大学入学率还很低,乡下人能到省城读大学更不啻“鲤鱼跳龙门”。进大学后我才知道所学专业是冷门。一边是对历史的日渐沉醉,一边是对未来的无限迷茫,我在躁动、犹疑、彷徨中虚掷了许多青春。“追思昔所行,多不是”。读了社会这所大学二十年之后,回望山大历史系诸先生,那些润泽过我的温暖背影渐行渐远。抚今追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一章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

  “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带着中学课本教条去聆听孟祥才老师讲授《先秦秦汉史》,犹如爬出长长的隧道,但见豁朗的天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适值金秋九月,溽热消遁,斑驳的木窗外,繁茂的法桐枝叶弄影,坐在文史楼三楼“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竟不知今夕何夕。

  大一专业课由资深教授担纲,予何幸也。1964年孟老师从山师历史系毕业后去中科院历史所读研究生,是侯外庐先生的关门弟子。侯先生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先生并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毕业后,孟老师留中科院研究中国思想史,1976年来到山大。

  那时,孟老师正值盛年,魁伟俊逸,温文尔雅,标准的教授形象。他口才很好,讲台就是舞台,话题打开,滔滔其流,抽丝剥茧,别有洞天。学成于思,思源于疑。他总是鼓励我们提问题,还光临我们宿舍谈天说地。我们也去他家中讨教。南院28号楼掩映在蓊郁的树木中,间有飞鸟嘤鸣,简陋不失清幽;朝阳的书房不大,东墙、西墙的书橱顶天立地。他给我们列了长长的书单,涵盖古今中外,一再鼓励我们多读书。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在高广严丽、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我第一次体验到新知所带来的无上欢愉,仿佛进入“法喜充满”的清净世界。

  孟老师笔力雄健,或因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其文风与梁任公的大有一比:奔放豪迈、平易畅达,让人拿得起放不下。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良史”皆能文。敝乡贤傅斯年先生提出:“文史二事,相用至殷”。谁说司马迁不是文学家呢?试读孟老师的《孔子传》、钱穆先生的《孔子传》,学术价值各有千秋,但论及“史才”,前者当胜一筹。

  几位留学生与我们一起听孟老师的课。下课后,日本小个子男生山口浩史常常点头哈腰地向我们请教文言字义。不通文言如何治古史?文言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沿用三千年。《中国历史文选》课就是通过学习经典文献,掌握阅读、运用文言史料的能力。这门课先后由马新老师、张熙惟老师主讲。他们风华正茂,儒雅,持重,都是笃学不倦、潜心学问的真正学者。一学年下来,繁体字基本认全了,文言的雅与美渐渐品味出。日引月长,古籍读通了。后来,用文言写篇小文章,也觉不过尔尔。

  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近代人,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思想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拖着文言尾巴、混杂着西式语法与日式词汇的近代文章,与文质兼备、形态稳定的文言文相比,并不容易理解。大二时的《近代中外文选》课,刘天路老师主讲,他是研究义和团的专家。教材是油印本,一半内容是近代人著作,一半内容是英文原版文章。傅斯年先生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这门文选课的选文标准,同样着眼于文章的史料价值。刘老师重视训诂,讲词句、篇章,也讲史料学知识,我以圆珠笔密密地记于教材的天头地角。

  大三时的《专业英语》课,选取英文原版史料,陶飞亚老师主讲,他的名言是:历史学的魅力在于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精通英语,先后到美国多所高校担任访问学者,有多篇英文史学论文在国外刊物发表。他总是启发我们思考,对于我们身上迸发的哪怕再小的亮点都不吝赞扬。那时他四十多岁,健壮结实,乐呵呵的,像兄长,不像教授。他带着幼女去大操场跑步,见到我时,总要亲热地喊我的名字。后来,他去上海大学文学院当历史学教授、博导,曾任执行院长。斗转星移,世事沧桑,现在想起他,心头依然涌上一股暖流。

  孟老师列的书单里,有黑格尔的《小逻辑》。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被爱因斯坦誉为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基石之一。曾振宇老师主讲逻辑学,教材是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曾老师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白马非马”、“白坚石”、“今适越而昔来”等诡辩命题,在他的治学范围之内。先秦诸子的光辉,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自信。亚里士多德去世不久,公孙龙就诞生了。但是,中国的形式逻辑在萌芽之后没有再生长。唐玄奘从印度取回的“因明学”,在中土也是水土不服。曾老师讲逻辑史,曾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逻辑学研究表现在语言中的思维规则,经不起逻辑推敲的文章至少是可笑的。对于文科生而言,这门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是读书、思考不可或缺的“工具”。

  历史系下设四个专业: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档案管理学。世界史与考古学交替招生。研究历史,似乎古代史才更有份量、更有味道。当然,我指的是中国古代史。中国人研究世界古代史,大约是乏味而艰难的。主讲《世界古代史》的孙明良老师曾皱着眉说:搞世界古代史,很难搞出东西来,死去的语言只是第一道门槛!孙老师比孟老师年少一岁,一身书卷气。他读书成癖,涉猎百家,贯通中西。他兴趣广泛,第一堂课就问我们是否有家谱借给他看。他于1961年考入山大历史系,受业于“八大教授”中的陈同燮、王仲荦、童书业等学问大家,196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主讲《世界中世纪史》的刘坤众老师,讲欧洲文艺复兴、德国宗教改革,穿插不少极富意味的小故事。教完我们,他就退休了。他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大三时开设《苏联史》,若让亲历者讲历史,应该另有一番味道吧。

  在欧美大学中,世界史乃所有非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当然更是历史学专业的重头戏。我们的世界史课,师资精干,特色突出。分段主讲《世界近代史》的关绍纪老师、李巍老师分别是美国史专家、加拿大史专家。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山大历史系读书时,关老师是她的班主任。

  坦率地讲,《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将历史叙事凝成思想,这更显示史家的功力和水平。历史中的近现代史,史料恰如汪洋大海,“知其然”重要,“知其所以然”更重要。更何况翻开教材,历史事件都一五一十、源源本本地胪列如饾饤呢?关老师和李老师讲课,拨开氤氲在历史事实上的重重迷雾,探寻、梳理历史发展的逻辑,有“史”有“论”,颇富吸引力。

  那时,大学叫“象牙塔”,学生可以惴惴于择业,但是不必考虑就业。感谢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张安静的书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去听课就去泡图书馆,晚上还有各种主题的学术讲座,海报贴在9号宿舍楼前通衢大道西侧的布告栏上。

  我们系老师的讲座一般在文史楼201教室举行。田昌五老师潜心构筑中国历史发展新体系,独创中国历史“三次大循环”理论,著述宏富,乃博学鸿儒。他的演讲,不少老师和我们一起听。那时他年近古稀,精神健旺,讲话中气十足,声情并茂,讲到兴奋处,撸起袖管,双手挥舞。一枝烟抽完,下意识地摸索上下里外的衣服,总能摸出一盒,捏一枝叼嘴上,又把烟盒胡乱放进一个口袋。他20岁赴印、缅参加抗日远征军,退伍后考入北大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曾在印、缅服役,退伍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历史。在枪林弹雨的异国他乡,不知二人有交集否耶?田老师于2001年10月去世,享年76岁。

  齐涛老师与马新老师是学术伉俪。那时,博士很稀有,头顶上都笼罩着瑰丽的光环。他27岁博士毕业,32岁就是正教授了。一次,他演讲的题目竟是《自然的进程与人类文明的归宿》,原来,历史里面可以有哲学。

  学校党委书记陈之安老师讲墨学与古代科技,公教楼对面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他是我们系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杭州人,身材瘦削,衣着俭朴。演讲完,我们像欢送明星一般拥他出门。他从角落里推出自行车,吱嘎作响,挥挥手,一骑绝尘。

  一次在行政楼举办文化沙龙,演讲者计有:中文系的谭好哲、高旭东老师,哲学系的何中华、邹广文老师,我们系的王学典老师。他们谈论人文精神,你来我往,机锋辩禅,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气氛时而舒缓时而激烈,像合唱团,又像足球赛。最后,讲座在所有人的高度兴奋中结束。

  何中华老师是山大的传奇,他比我年长十岁,以高中学历进入山大讲堂。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类拔萃,锦上添花的是,口才出众。我是他的“粉丝”,他是我追逐的明星。他的每场讲座我必定去听,哪怕临近考试,哪怕走上半小时去老校。邹广文老师也是我关注的对象,他后来被清华大学哲学系挖走。

  也有外校学者来讲学。北大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先生在八角楼演讲《文化转型时期的比较文学》,济济一堂。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

  晚上还有各种通选课,文理不分,各系学生可随“兴之所至”选修。我曾去听经济系郭琳老师的《西方国家财政税收论纲》,内容忘记了,她的一句话却总是忘不掉——“社会科学的东西,读书就行,谁看谁会!”她还说,社科工作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从文字中获取信息,所以,这类人必须坚持锻炼速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结为一点,着重培养“领悟”力。她是我难忘的“一得”之师。(未完待续)

  作者:王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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