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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山大历史系诸先生(之二)

  第二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大学课堂之不同于中学课堂,首推思辨性。大二时,刘新利老师主讲《欧洲中世纪思想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贴着“黑暗”、“停滞”的标签,基督教会支配世俗权力和精神生活,哲学成为神学婢女。她讲信仰与理性、天国与世俗,娓娓而谈,妙趣横生,听起来很享受,时有“遥襟俯畅,逸兴遄飞”之感。她曾去德国慕尼黑巴伐里亚历史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后来去美因兹大学读博士。

  一次课后闲谈,刘老师说,中国的历史系学生中有很多家庭出身不富裕甚或贫困,对此,德国的历史教授大惑不解——文化是闲暇和自由的产物,在欧洲,只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才去学人文学科。这句不经意的话,却让我的思想长时间陷入进退维谷、跋前疐后的窘境:一方面,莫名助燃了对历史的兴趣,有时竟为能学历史而暗感侥幸,仿佛拣了便宜;另一方面,痛感以我的出身而学历史,简直不自量力,心余力绌,我必须去学点别的有益于谋生的东西了。“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箴言,反躬自省,恓恓遑遑。

  刘老师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气质脱俗,容貌清丽。丈夫是山师教授,也研究历史,可谓琴瑟和谐,鸾凤和鸣。她满足于当前的生活,自言不问世事,无欲无求。她存在于学问中,是纯粹的学者。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即哲学”。她具备哲学家的眼光和思维。后来,她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系当教授、博导,这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

  历史学三要素无非时间、地点、人物,这些都载诸史籍。所以,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是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赵凯球老师主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重视培养、训练史学基本功,每一章的重要史实都编成琅琅上口的歌诀供我们记诵。他讲童书业先生的治史心得:“我四岁启蒙,五岁读经,《左传》、《尚书》等典籍背得滚瓜烂熟,治先秦史没有人比得过我。”他说,研究历史要下些笨功夫,“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赵老师的夫人是学校副校长乔幼梅先生。她也是我们系教授,治宋辽夏金史,曾先后受教于史学名家韩儒林先生、漆侠先生。从山大学生会主席到山大第一个学生“右派”,从盐碱滩上的劳改分子到山大的校级领导——乔先生的人生背负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次我在学校南门书摊闲逛,忽然发现她的精装本专著《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扉页有她的亲笔签名,遒劲郁勃,还钤有她的古隶书印章。不知何故兮落于书贩之手。窃喜之余,立刻购回。

  王育济老师主讲《宋元明清史》,经常不带讲义,背手踱上讲台,拿起粉笔,口若悬河,其势滔滔,挥洒自如。一堂课下来,大黑板的角角落落挤满龙飞凤舞的字。

  陈寅恪先生主张“诗史互证”,他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王老师的文学修养称得上精金百炼。他讲课文锋富赡,诗词信手拈来,无不贴切有趣、入木三分,历史的魅力灿若漫天云锦。

  重文治不尚武功的宋朝,是中国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仁宗盛治”,在宋人眼里远过“贞观之治”或“开元盛世”。讲仁宗时,王老师随手拈掇一首宋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无限的眷恋、无尽的哀婉,诗里有万语千言,浓缩着千头万绪的历史。今人听之,亦是百感交集。

  从远古到晚清,《中国古代史》课像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又像一次跋山涉水的远足。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中,《中国近代史》开课了,由年轻的李岫老师主讲。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听起来心情沉重、压抑而愤激。

  李老师穿插讲的近代学术文化,是一抹亮色。她讲张爱玲的家族,感慨道: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没有三代官僚家庭的背景,形不成贵族气质。可是,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人微渺得像一枚落叶——那时,张爱玲飘零美国已久,在洛杉矶穷困潦倒地活着;她的一些轶作,还没有被华师教授陈子善从故纸堆中扒拉出来。因为张爱玲,我去读胡兰成的书,见民国风情跃然纸上。恩格斯说,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历史。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从人物入手,会发现历史斑斓陆离、活灵活现、引人入胜。

  大三时,王育济老师主讲《中国思想史》的宋元明清部分,他的课充满审辨思维。一次他阐发周敦颐的《爱莲说》,讲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透彻极了。在世俗中生活、有世俗追求的人,要在精神上解脱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超然物外”、“超越万物”,无论顺境逆境,内心永远闲适、平和。简易的文字竟是思想的富矿,一下点燃了我对经典古文的兴致。

  讲完阳明心学的著名典故“花与汝心同归于寂”,王老师问一位女同学是否听懂,同学点头称懂。岂料他微微一笑,却说:“我不懂”。那一刻,教室里静极了。这不亚于禅宗祖师的“当头棒喝”。黑格尔说:“在纯粹的光明中就像在纯粹的黑暗中一样,都看不清什么东西”。当然了,一个学生的“懂”要比另一个学生的“不懂”,层次高。可是,较之于学生的“懂”,老师的“不懂”,层次更高。

  无论讲断代史还是讲思想史,王老师总会勾勒一番历史的宏观线条,以简御繁,举重若轻。他曾说,历代开国皇帝无非两类,一类是豪强,秦始皇、汉光武、宋太祖是也,为其有所凭藉;一类是流氓,汉高祖、明太祖是也,为其无所顾忌。他还曾说,宋元明清是一个“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清代朴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嬗演的。从宏观入手看历史,好比站于高山之上,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对于长江大河般的历史有整体认识。这种感觉大气磅礴、荡气回肠。

  当然,穿穴经史、网罗文献的历史考证,繁琐之中自有一番况味。郑佩欣老师主讲《中国古代经济史》下半部分,他在黑板上推演曹魏士兵一天所需军粮的数量、各种屯田作物的亩产量,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这样密针细缕的历史考证,其背后未必没有思想。更何况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想像出的,而是有特定的产生土壤。考据一个具体的甚或琐细的历史问题,也难说完全没有理论意义。

  郑老师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受教于神话般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听过陈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元白诗证史》等课。大学毕业后,他到山大历史系担任王仲荦先生的助手。王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入室弟子。我们好几位老师都是王先生的学生。

  如果我自称“寅恪先生再传弟子”或“太炎先生三传弟子”,这样攀附名人“骥尾”,或无不妥。因为并非空穴来风,追本溯源,师承谱系清晰可寻呢。与阿Q的“我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相比,究竟靠谱。呵呵。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朱熹注曰:“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1929年,胡适先生给中国公学18级毕业生赠言“不要抛弃学问”。与大师的丝缕渊源,也是我颓靡之时“勃然奋励”的无形鞭子。

  2010年3月,郑老师驾鹤西去,享年78岁。时间的河流,筛选了多少温馨的痕迹。现在回想他的课,依然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经济上的分析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史记?平准书》开《食货志》之先河,《汉书》辟出《食货志》,自此,正史中专述经济史的《食货志》绵延不断。那时,郑老师年逾花甲,讲起课“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低沉、浑厚的河南话,不紧不慢。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慈眉善目,扣着风纪扣的灰的、蓝的中山装洗得发白。质朴、敦厚的郑老师,嘴角总是漾着笑意,言语谦和,举止静逸。

  我们使用的全国十所高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影响极为广泛,隋唐部分即为郑老师编写。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代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最高水平,隋唐部分也出自他的笔下。他还是《辞海》魏晋南北朝经济条目的审定者。年少懵懂的我,竟不知距大师这么近。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镌于我成长的年轮上。

  商鸣臣老师与郑佩欣老师共事40余年。商老师写的缅怀郑老师的文章,融抒情于叙事之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他们都精于经济史研究。商老师主讲《中国近代经济史》。那时,他已过“知天命”之年,短发黑亮,容貌清癯,衣着俭朴。他的富丽的学问与土气的外表呈两个极端。他于1961年考入复旦历史系,曾受业于如雷贯耳的学问大家周谷城先生、蔡尚思先生以及“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1968年毕业后,他到山大教书直至退休。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老师讲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下社会经济的演变,个案分析与综合考察相结合,视野宏阔,发人深省。他讲周村开埠后的手工业及其对山东的影响,见解尤为精到。

  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清末民初的“新史学”运动,强调历史学必须兼采社会科学理论,鼓吹“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商老师的课,使我对经济学一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漫无目的地去听经济系老师的通选课,囫囵吞枣地去读流行的经济学论著。粗枝大叶,浅尝辄止,心得全无。

  纵览人类文明进程,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朱懋铎老师主讲《世界现代史》,历史与现实交织、现实向未来延续,纵横驰骋,远溯博索,极富意味。尤其在世界史的大框架内观照中国史,颇为发人省思。他高大魁梧,性情却很和善,“蔼然若夏之静云”。他剑眉星目,戴着宽大的方框眼镜,喜欢与我们交流,笑起来阳光灿烂。他讲起课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常常低头背手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讲,像是自言自语;忽然转身,伴着粉笔欢快的鸣叫,透辟的词语或句子飘洒在黑板上。历史学家的精神生活,就这样往还于过去与现实吗?讲者有味,听者有趣。我的思绪常在不知不觉中飘进悠远的历史天空。

  朱老师曾在德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也常去欧洲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的头发有些卷曲,条纹衫配领带,又潇洒又洋气。他的牛仔背带裤,很少见很时尚,应该是从国外带回的吧。他见缝插针、零零碎碎讲的域外见闻,实为教材的好佐料。他说,他从斯德哥尔摩坐飞机到北京用8小时,从北京坐火车到济南,却要用9小时。

  朱老师说,研究世界史不仅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而且是国家开放发展的需要,“师夷长技”以自强的道路还很远。他劝勉我们高度集中“注意力”,“不为外物所动”静心读书。最后一堂课,他让我们自由讨论,不限主题提问题,课堂热闹得像集市。

  大四的《中德关系史》只有几位同学选修。这几位中大约混学分的居多,几次上课,只有我一人去听。他照讲不误。一次,讲完德国人的青岛情结,他忽然感喟:搞人文学问是慢工夫,板凳要坐十年冷,现在的年轻人能坐冷板凳的几乎没有了。课余闲谈,知道我跨专业考研失败,他若有所思地说:要想有所成就,必须“沉住气”,能屈能伸,能上能下,遇到挫折不消沉,积蓄力量再拼搏。

  2011年3月,朱老师撒手尘寰。现在回想他的课,恍如昨日。思及他的音容和身影,不胜伤悼之至。他会永远地活在我的记忆中。“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我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亦不知他是怎样走上德国史研究这条冷清的道路的。他送给我的《中德关系史译文集》、《中德关系史文丛》,依然摆在我的书橱里,可是,我却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张金光老师主讲《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半部分,他于2014年8月去世。我对他的感念写于另文《哲人其萎——追忆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张金光老师》,兹不述。

  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在学问上尚无寸进,哺育过我的历史系诸先生,已有数位凋零。“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未完待续)

  作者:王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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