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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山大历史系诸先生(之三)

  第三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黑格尔自述为何走上哲学之路,是因为童年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教堂做弥撒,他立刻被那恢弘的宗教气息所震憾。这影响了他一生,成年后他终于选择了以哲学研究为职业。我对西方哲学史的惊异,对中国思想史欲走还留、欲罢难休的兴趣,发轫于大三时的课堂。

  人类生活在观念的世界里,英国哲学家、史学家克林伍德甚至断言:“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从先秦诸子到清季朴学,《中国思想史》由孟祥才、王晓毅、王育济等老师分段主讲,阵容亮丽到眩目。

  无字天书《易经》被推崇为“群经之首”,乃中华文化总源头。或限于时间,《中国思想史》课没有讲《周易》。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冯友兰先生说,《周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据说,冯先生临终前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山大是《周易》研究重镇。全校通选课有《周易》,刘大钧老师主讲。那时,他的名气远不如现在大,《周易》也不热。我怀着好奇心偷偷选了这门课,去公教楼一楼听了一学期,了无所得。

  或云:“无所得,即是得;以是得,无所得”。十几年前,我从学卦入手,忽然发现《周易》的华丽与深邃。“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学《周易》萌芽于刘先生,是我永引为幸的雅事。

  王晓毅老师主讲魏晋玄学。研究对象会反作用于研究主体吗?率真、洒脱、散澹、不滞于物、风流自赏,他很有魏晋名士的气象、风度呢。第一堂课,天不甚冷,他戴着灰不溜秋的鸭舌帽走进教室,提着破旧的塑编敞口菜篮子,二目炯炯,脑门锃亮。他把篮子放在脚下,脱帽,又弯腰去篮子里掏讲义。哇,聪明绝顶!下面传来哧哧的低笑。他哈哈大笑,说:“要是在民国,我这年纪都当爷爷啦。”瞟一眼篮子,说:“上完课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哪。”

  略而言之,中国哲学关注人情、偏向伦理,西方哲学重视论证、崇尚思辨。分析、比较中西哲学,可以加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王老师在西方哲学领域有渊深的学养,可谓宫墙重仞。他讲玄学的“得意忘言”,又讲康德对语言的分析,峰回路转,云里雾里,听得呆怔怔。他的口头禅是“我讲的,你们都听懂了吧”,然后大笑。学问的妙处有时在于似懂非懂:不懂,觉得厌恶;太懂,又觉乏味。

  南宋理学家陆象山先生说:“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我从图书馆借来欧洲大脑壳的书,走马观花,不求甚解。有时按捺不住划杠子的冲动,就去学校南门地摊淘旧书。

  南门书摊是那时的一道风景。研究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的潘承洞校长,苏州人,一米八多的个子,高大威猛,戴着两千多度的眼镜,有时也混迹于学生中蹲那儿挑书。我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享年仅63岁。

  王老师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魏晋思想史的研究独步学林,后来,他被清华大学挖走,现任清华历史系教授、博导。民国时期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名人之所以伟岸,是因为我们跪着。大的平台对人的水平和名气具有放大效应。与名校名人相比,说句公道话,山大历史系诸先生的学术水准,不遑多让。

  西方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密切。郑群老师主讲《西方史学史》,从古希腊到现代欧美,讲史学,旁及哲学,探源溯流,探颐穷理,信息量很大。课后按图索骥,举一反三,有看不完的书。

  郑老师高高的个子,印象中总是那件蓝色中山装,扣着严实的扣子。他不苟言笑,有着忧郁的哲学家气质。讲课时,他常常双手扶着讲台、侧弯着身子看窗外,似乎一边讲课一边仍在深深地思索。没有教材,他春蚕吐丝般地慢慢讲,不蔓不枝,透彻入微,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洋洋大观的理论从他口中汩汩而出,犹如一道潺湲的溪水流入我干渴的心田。他讲汤因比的“文明史学观”、文明兴衰的“挑战—应战”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讲波佩尔的《历史哲学》:人的认识没有尽头,任何学说一旦被推崇到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位置,就会走向反面——禁锢人的头脑,停滞人的思索,从而埋下否定自身的种子。这像一场头脑风暴,又像在冻土上扔下一颗炸弹。他指出,学科综合化趋势不可阻挡,横断学科、交叉学科会不断出现,自然科学也会与社会科学融合。他建议我们立足本专业多多涉猎其它学科,阔大心胸和视野。

  孟子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郑老师对于西方理论有着精透的理解、全面的把握,深文奥义的理论经他条分缕析、深入浅出的讲解,好比砸开了坚硬的外壳,又好比披斩开重重的荆棘,听起来跌宕昭彰、趣味盎然。我折服于西方理论的花团锦簇、异彩纷呈,“像牛闯进了菜园”,收获颇丰。课堂笔记乱糟糟,课后日逐整理,誊于另册,密密麻麻的笔记近三百页。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门课给了我思想的力量,让我品尝到思维的无限乐趣。

  期末考试完,有一天我在文史楼外邂逅郑老师,急忙打招呼,他随口喊出我的名字,说出我的分数。记忆力之强令我瞠目结舌——他仅在第一堂课漫不经心地点过一次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他在法学院修的“最有价值”的课是《法理学》,即法学理论。如果非要问哪门课对我的影响最深,当首推王学典老师的《史学理论》。他的课散发着无穷魔力,听完第一堂课我就被迷住了。他貌不惊人、质朴无华,却有着强大的学术气场。寥寥数言,就能让你的散漫的心收起来,思绪完全被他所牵引。他自言追求的境界是:“学问就是学问,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可是,他决非“三家村”学究,他对社会和世情有着深刻的洞察、对现实和时代有着深切的关怀。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文学问的根基、指向都是人和社会,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样的宽广维度中,王老师讲什么是历史,讲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讲历史研究的方法……无不阐幽显微,磨昏抉聩,稽疑送难,摧陷廓清。讲到精微、精妙处,他的捏着粉笔的手停在半空,锁眉,探身,双目微闭,仿佛进入一个明净、纯粹的精神世界。空气凝住了,只有奋笔疾书的“刷刷”声。他是布道者,他是智慧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深长思之。我像一块海绵在拼命吸水,“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大学教育真会让人脱胎换骨吗?听他的课如此痛快,我像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咔咔”拔节的竹子。我最不愿从他口中听到“下课”二字,仿佛不愿走出一场甜美的酣梦。

  肚子里有一缸水,才能舀出一瓢来。王老师焚膏继晷,博览群籍。他系统地研读马恩著作,求解深沉的历史之问。听了他讲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之后,我才发现,把革命导师从神坛上请下来,作为身边的老师看,那些字字珠玑的锦绣文章才更为入脑、入心。1970年12月,毛泽东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曾说,“四个伟大”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我从书店买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高头讲章上画满杠子,这并非完全为了考研。

  李廷朝老师主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让我们细读《毛选》,我从地摊上淘来全集以及几本马恩著作单行本。都是文革时期出版的,很便宜。

  胡适自称: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王老师说,“理想状态下,本科应该读文学,硕士读史学,博士读哲学,最后再选一个思想史的题目做毕业论文。”他的课以历史为主线,文学、哲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讲格物究理的哲学思想,也讲“伤痕文学”、海子的诗……

  山大《文史哲》杂志素负盛名,敝乡贤季羡林先生曾说,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之感。现在,王老师主编《文史哲》杂志。噫吁嚱!得其所哉。

  马克斯·韦伯说:搞学术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环境在默默地然而有力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几次,我决定报考王老师的研究生。可是,那时我已去法律系辅修经济法。买法律书籍花去一百多元,这笔巨款让我左右为难、骑虎难下。关于跨专业考研,我曾两次咨询过孟祥才老师,他的建议都是:专业不要跨得太厉害,最好相近。辅导员吉小青老师对我们的学习乃至生活关怀备至,关于考研,累次丁宁告诫不要好高骛远。

  诗云:“诲尔谆谆,听我藐藐”,我这个梗顽不化的不成器的学生到底没有听从师言,在法律系犹如盲人骑瞎马,阴差阳错选了热门的民法。青春时光,容得下几多年少轻狂!可笑的是,我对部门法的兴趣始终像一壶温吞水,悬梁刺股也难以沸腾——或因历史学对我的吸引力太过强大罢。

  那时,考研最可怕的拦路虎是英语,我的英语成绩72分,远超分数线,却在专业课上栽了大跟头。高考时,我的英语不及格;为了考研,我在英语上扔下无数时间,钝学累功,终因英语成绩优异而获取系里的“韩连琪教授基金会奖学金”。不是每一条河流都能东奔入海,战斗的路上尸首枕藉。没有继续深造,我在英语上的巨大付出灰飞烟灭,变得一钱不值。这是否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虚耗青春呢?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来。如果我当初报考法律史,早就戴上法学博士的帽子了。庄子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时过境迁,以此自慰。呵呵。

  一位同学考上王老师的研究生,一天晚上,邀我同去拜访王老师。我的内心百味杂陈,没有去,只是托同学转达我的由衷的谢意:他的课让我获益匪浅,能当他的学生是我的幸运,非常感谢他的教诲。当晚,同学捎来一本他的新著《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扉页上写着——

  王仙明君指正  王学典赠  九六年六月

       (未完待续)

  作者:王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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