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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中文名:汪曾祺   籍贯:中国江苏高邮
性别: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20年   去世年月:1997年
职业:小说家散文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代表作品:《邂逅集》;《羊舍的夜晚》;《骑兵列传》;《受戒》;《大淖记事》;《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

  

  个人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汪先生与沈从文

  汪先生与沈从文图册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汪曾祺

  汪曾祺图册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汪曾祺 - 写作特点

汪曾祺散文选

  汪曾祺散文选图册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汪曾祺 - 价值意义

汪曾祺作品

  汪曾祺作品图册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1]

  汪曾祺 - 社会评价 贾平凹:“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2]

  沈从文:“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沈从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有思想也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汪曾祺 - 轶事典故

汪曾祺

  汪曾祺图册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他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而且是书法家、绘画家、美食家。

  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他每到一处,专走小街偏巷,品尝民间小吃,每每陶醉其间,自得其乐。不仅如此,他还有一手精湛的烹饪手艺。拌荠菜、烧小萝卜、塞肉回锅油条,这都是他的拿手菜。他说:“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场,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汪曾祺深知美食三味,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睛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美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一种态度。

  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大量发表作品,包括成名却是在六十岁以后。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一封信中谈及昆明的一些人和事时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1962年10月,沈从文在致程流金的信中替汪曾祺鸣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有思想也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在汪曾祺几十年的笔墨生涯中,有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1961年春天,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一时没地方去,就留在了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所里交给他一项任务,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接到任务后汪曾祺每天一早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它。他曾写过一首长诗,记叙这段漫长单调的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居然真的写成了《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的是书稿在文革中被毁了。否则,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的传世之作。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汪曾祺经历了怎样的剧痛。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随遇而安,这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 - 书籍介绍 《受戒》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明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汪曾祺受戒

  汪曾祺受戒图册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

  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即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

  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

  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一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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